5月12日，在金安区孙岗镇孤堰村采访农村春耕备耕情况时，记者留意到，在田间忙活的庄稼汉基本都是上了年岁的人，而年轻人的身影难觅。

“我们村里有2300多人，一半以上的人口都外出务工了，其中大多是青壮年劳动力。”孤堰村村书记邬宗林对记者说，目前村里种田的“主力军”都是60岁以上的留守老人，而且70岁以上老年人很多，“可以说，现在种地基本就靠老的。有的老人不仅要劳作于田间地头，还要承担抚养孙辈的重任。”

作为当地最大的种粮合作社，孤堰兴农农业专业合作社流转加入股的土地有4600多亩。由于种植面积较大，合作社常年需要雇佣劳动力。合作社理事长陈雨龙告诉记者，但每天六七十元的薪酬吸引不了年轻人，合作社平时的雇员基本都是一些留守老人。“这些人如果在城市早到了退休年龄，但在农村他们的子女外出，不得不继续从事着农业生产。”

农村年轻人为何不愿意种田?邬宗林认为，种粮效益偏低是症结所在。他算了一笔账：种植水稻每亩要投入肥料、农药、种子成本大概260元，旋耕、插秧、收割等环节的农机费用约200元，再加上各环节的人工成本，种植1亩几乎要投入近千元，“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种植亩产不过1000斤左右，按照粮食保护价，只能卖到1300多元，辛苦一季收入微乎其微。”

邬宗林说，面对村里青壮年劳动力的日益短缺，参与农业生产的农民日益老龄化趋势，种粮大户、农业合作社也正积极购买农业机械，通过机械化播种来缓解人力不足的问题。然而，眼下他们又遇到了一个现实的难题——找不到合意的农机手。

“合作社目前的农机只开动了3部，主要是没人来开。”采访中，陈雨龙告诉记者，他最近就一直在为缺少农机手而发愁。“农机、油钱全部是合作社的，农机手每天180元工钱，插秧机操作手200元以上，这待遇也不低啊，但就是招不到人。”

其实，邬宗林也想过从村里的年轻人中培养几个农机手，但是很多外出务工的年轻人，在电话中进行动员做工作，虽然有人同意却一直没有回村。他认为很多人主要是因为干农活不体面的原因。他举例说，村里有一位56岁的农机手，常年为大户开农机，每月净收入五六千元，他希望把技术教给儿子，但他的儿子宁愿外出打工也不愿意接触这一行。

如今坚守在春耕一线的，多数是一些年龄偏大的农民，一旦现在这批农民不再种地，那么在将来的春耕时节，谁来种地?在采访过程中，金安区农委副主任潘圣余说，农业的出路恐怕还是要靠推行农村土地流转，推广机械化耕作，发展规模经营来实现。他认为，农业必定是向着产业化、专业化、规模化和科技化方向转变。

潘圣余告诉记者，鉴于目前农业生产多由中老年农民“当家”的现实，近年来，该区通过政策引导促进土地流转，使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，通过适度规模经营，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和种粮的科技水平，一些职业农民和农业合作社获得了较好的种植效益，这也间接带动了农民收入的提高。“留守老人在家靠拿租金和到合作社帮工，每年收入能达到2万多元。”

“破解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短缺问题，还需要在培训职业农民上下工夫。”采访中，金安区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郑仁军告诉记者，近年来，该区在这方面也下了很大力气，围绕水稻高产栽培、病虫害防治等新技术开展了一系列培训，使种地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不断“升级”。同时，通过推广新技术、新机械帮助他们进一步降低劳动强度。他认为，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迈进过程中，通过加大力度培养职业农民，可以改变人们对农民“面朝黄土背朝天，一身力气百身汗”的传统认知，进而留住更多的青壮年劳动力。

“硬留留不住，都留下来也不太现实。”陈雨龙认为，解决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，应顺应目前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趋势，由市场来决定人的去留。今后如果种地的人少了，土地就会集中到大户手中，实行规模化经营，种田的农户收益高了，肯定会吸引部分年轻人。“外出的农村年轻人除了有务工工资，在老家还可以获得一份土地租金收入，这是两不误的事嘛。”采访中，对于眼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难找的现状，陈雨龙和红堰村万胜合作社的负责人朱南胜还有一个愿望——将更多的“小田变大田”，“希望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入，特别是在土地平整上加大力度，把农村高低不平面积过小的田块整理成平整的大田块，使之便于机械化操作，解放农村劳动力，让我们种粮的成本再降点。”（记者 储勇）